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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消费状态”看税收作用的发散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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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safvzx 发表于 2013-3-5 15:26:3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税收的作用是不确定的,税制改革或税收政策的调整,其所产生的作用无法精确描述,更无法准确把握。任何一个税制要素的变化,如税种、税目、税率的变化,其产生的影响,不是在一个“点”上,而是在一个“面”上,甚至是系统性的,扩散到整体。

  在对税收作用的流行认识中,通常把税收作用视同一把枪,政策实施者可以像枪手一样进行精确的定向操作。尽管表面上看有很强的针对性,但其作用的过程具有随机性,实际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发散性特征,不会收敛到一个定向的“靶”上。

  一

  税收的作用是不确定的,税制改革或税收政策的调整,其所产生的作用无法精确描述,更无法准确把握。任何一个税制要素的变化,如税种、税目、税率的变化,其产生的影响,不是在一个“点”上,而是在一个“面”上,甚至是系统性的,扩散到整体。而传统理论告诉我们的却是某个精确的“点”,以为税收政策就像是射击一样,可以精确达成某个政策目标。内需不振,尤其是消费相对萎缩、国民消费率不断走低;分配差距扩大,贫富差距悬殊;房价不断上涨,不少人望“房”兴叹。面对如此局面,社会各界都迫切期待税收来发挥作用,刺激消费、调节分配、抑制房价,有的甚至把税收当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利器,以为税收政策一出台,就可收立竿见影之效。这表明,关于税收的确定性思维已经广泛形成,税收作用的精确性观念也已广为流传。

  之所以产生这种确定性思维,还与对税收作用对象的认识密切相关。拿消费来说,自1998年以来一直强调消费的重要性,甚至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,可蹊跷的是,消费并没有得到实际重视,国民消费率不断下降,消费差距也未缩小,消费的安全性日益滑坡。想做却做不到,只能说,我们对消费的认识还没有到位,抑或产生了严重的偏差。对消费的理解,通常局限于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“消费需求”这个概念,并常与投资、外需联系起来,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“三驾马车”之一来定位的。在这种认识框架下,对消费的重视只有当投资、外需乏力,导致经济增长滑坡时,才会意识到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。我国几次强调扩大内需、尤其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性,都是在遇到外部危机冲击的时候,一次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,另一次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。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,消费时常被忽视。等到危机来了,才想起了消费,才想到用税收来刺激消费,实际上已经来不及了,因为税收的作用无法精确制导。

  其实,消费有更丰富的内涵,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变量和经济问题,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变量和社会问题,与现在特别强调的民生问题更是有内在的关联性。消费属于经济运行过程,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,以及作为经济发展的目的,而成为经济循环流程中的关键;同时,消费又属于社会运行过程,直接成为人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基础。消费是民生的载体,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终反映。消费是包含了经济和社会等诸要素的多维复杂问题,仅仅视为一个可统计的经济量是远远不够的。

  二

  消费应被视为一种状态,即“消费状态”,它至少由消费率、消费差距和消费安全三个基本要素组成。而这三者是相互影响的,税收的作用在这相互影响中是不确定的。按照常规的认识,扩大消费就是要提高国民消费率,而要提高国民消费率,离不开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。运用税收手段,从现有理论来分析,有两个途径:一是减个人所得税,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。问题是,通过减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,居民消费就会扩大吗?答案是不确定的。可能是增加储蓄,也可能是消费外流。在这里,消费的安全性产生重要的相干性影响。如果消费的安全性下降,即使有钱,居民消费也不会扩大。奶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由于三聚氰胺的影响,国产奶粉的安全性一落千丈,奶粉的消费不断外流,国内奶粉消费也不断萎缩,国内奶业由此陷于寒冬。在消费安全性整体较差的情况下,用税收刺激消费看似符合逻辑,但无法对消费率的提高产生定向的作用。同样,在消费差距很大的情况下,无论税收怎么刺激,国民消费率也是无法提升的。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意义,在少数人纳税,多数人不纳税的条件下,减税增加了少数高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,国民消费率并不会由此提升。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,而且消费对象多指向国外品牌,并不会扩大国内消费,对国内产业自然也就没有拉动作用。

  另一个途径是降低流转税,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,从而扩大消费。按照流行的理论,“消费者是流转税的最终负税人”。降低流转税,也就意味着消费者的流转税税负减轻,间接增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。问题是,流转税果真是消费者最终负担的吗?若不是,这个途径也是无效的。按照这样一种认识,似乎是流转税抑制了消费需求,成为我国消费不振的一个原因。但从实证来看,发展中国家都是以流转税为主体,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消费率比我国至少高10个百分点以上,流转税抑制消费的结论站不住脚。而实际上,消费者是否负担、以及负担多少流转税是不确定的,取决于具体情形和具体条件,难以一概而论。在生产过剩条件下,流转税通常难以转嫁,无论在形式上是价内税,还是价外税,都是如此。如果按照最终都是消费者负担的理论逻辑,那么,给企业降低流转税、减轻企业的流转税税负,也就多此一举了。增值税、营业税都是流转税,“营改增”也无必要,反正都可以转嫁给消费者。显然,这与现实不符。之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,是受了传统税收理论中直线式思维的影响,以为税收的作用是线性的、确定性的。这就是说,税收的作用是发散的、随机的,无规律可寻。而教科书上关于税收的作用,都是在各种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,而现实中并不存在。

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,沿着“增加可支配收入—扩大消费需求—提高居民消费率”的路径来发挥税收作用,并非是确定性的。基于扩大内需战略的扩大消费,不只是量的增加,而应是“消费状态”的改善,即最终消费率的提升、消费差距的缩小和消费安全的强化。若只是针对其中的某一点来运用税收政策,都将是无效的。面对“消费状态”,税收的作用对象不是“点”,也不是“线”,而是“面”,是影响消费的各种因素构成的系统。因此,运用税收来改善消费状态,用打靶式的税收调节是无效的。面对影响消费状态的各种因素,需要辩证施治的税收综合调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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